康万华绘画作品 #

​ 康万华，1944年生于北京，1976年10月因以文字及言语对毛主席作出批评被判刑并被送往茶淀劳改农场执行强改，到1979年3月出狱，他用油画棒在劳改农场创作了400多张画作。所有作品尺寸都没有超过A5纸张大小，一大部分是画在废旧的烟盒、火柴盒、扑克牌以及捡来的纸片上。

2012年11月798博而励画廊为康万华做了名为“监狱制造：绘画1976-1978”的个展，展期持续两个月。

康万华出生于北京的普通市民家庭，自幼喜欢绘画，60年代曾在北京艺术干部学校学习过绘画。他在其中学到了一些基本的绘画技巧和知识。成年后被安排在北京曙光电机厂当工人，因为有绘画特长，后来从工厂调到北京179中学担任美术教师。

青年时代的康万华，自由奔放。结婚后，经常和朋友在自己家里关起门来偷偷的听音乐、看画册等。在那个高度一元化的时代，如果拿着一把吉他被人看到并举报，就可能被视为资产阶级倾向而被抓起来关三、四年。

康万华不愿拘束自己的言行，经常议论时事，直言自己的诸多不满。当时的妻子觉得他太叛逆，在平时的劝阻无效后，向上级反映了他的言行。她本来想通过吓唬他让他听话，但当时的管制已经非常严厉，又适逢张春桥发表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事情的后果远比预想要严重的多。治安部门对他进行了调查、审讯，结果发现他把印有毛泽东像的报纸拿来擦屁股。回忆起此事，康万华说这纯属大意，当时根本没注意到那张报纸上有毛像，但在已被调查的情况下，这种行为被视为对领袖的大不敬。

这种行为再结合妻子的举报，康万华遭判刑，被送往茶淀劳改农场进行改造。他的监狱生涯从1975年9月到1979年3月，画家刘迅(出狱后任北市美协主席，“星星美展”的两次成功举办，都与他的大力支持有关)等人也是他的狱友。在进行思想改造的同时，他们还需要被劳动改造，有大量的劳动任务。因为和监狱的医护人员们相处的不错，他能经常“泡病号”，即申请到病假条后在狱室里呆着，不去劳动。

在他的要求下，家属探监时带了些书籍和绘画材料(以油画棒为主)给他。他就用泡病号的时间来画画。在监狱里画画是非法的，得小心翼翼的躲过监视。扑克牌、卡片、包装盒等成为他的画纸，遇到检查时，他把这些小纸片随手塞到书里或其它地方。因为不能写生，大量的画都是凭记忆默写，或者画自己的想象。默写的对象，有自己的狱友等，拿给这些人看时，他们吃惊于它的逼真；时过境迁，以当代人的视角看，这些默写的狱友肖像有着类似于雷东、高更作品般的象征主义色彩：忧郁、神秘。同时，普遍散发着黯然但又“不屈”的光晕。

从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到1979年3月出狱，康万华共画了四百多张，这些画很多只有一张邮票大，题材以风景和人物肖像为主，也有少量的人体。这些绘画基本上都是用油画棒画成的，色调大多很鲜艳。从绘画风格来看，很接近印象派、象征主义和野兽派，而且手法比较成熟，情绪强烈，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在当时的历史处境中，能画出这样成熟的现代主义式作品，颇令人诧异，尤其是与同时代的其他画家相比。但康万华本人说，他当时不知道象征主义、野兽派、立体主义等现代主义流派，也没见过这些流派的作品，只所以画成这样，纯属自由发挥。至于色调的鲜艳乃至夸张，是因为自己一直比较喜欢颜色鲜艳的绘画，觉得这样痛快。

这四百多张绘画，在他于1979年出狱时，夹在三本《世界通史》中带了出来。但他这批小画并不是太重视，朋友看到后如果喜欢，他就随手送几张。至今仍在他手中的只有一百来张。

出狱后康万华忙于生计，在工厂就业，1985年后开始做些小生意。2008年脑瘫后，他行动不太方便，听力和表达能力也有所下降，基本以休养为主。

谈起绘画，他说他对艺术不感兴趣，也不认为自己是艺术家。出狱后他很少画画：赚钱养活自己最重要。他后来也看过一些西方现代艺术的资料，比较喜欢莫奈、雷诺阿、梵高、马蒂斯、毕加索。中国画家中，他认为吴冠中“还行”。当问到和“无名画会”的关系时，他呵呵笑：“‘无名画会’是1980年后编出来的画会，当时没有。我和赵文量、石振宇认识，也一起画过画，1975年春节和他们一起参加过在张伟家的画展。”

康万华与第二任妻子

以下是燃点编辑梁舒涵对康万华做的采访：

梁舒涵（以下简称梁）：您的这些作品都是在监狱中完成的，在那样一种特殊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画画？

康万华（以下简称康）：没事儿也不能闲着。因为我是搞美术的，我就喜欢画画。我被关起来的时候就练练手。在那种情况下，我把精力都放在画画上了，可以减轻些痛苦。

梁：在监狱里画画的时间多吗？

康：两年我画了四百张，也算挺多了吧——还不算扔了的。因为看守不让画画，只能偷着、摸着画，得防着警察。我上厕所也画画，看到警察来了我就扔到厕所里。

梁：您画一幅画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康：没准，一个小时到半天都可能。这画的是但丁（指向一幅作品），我读过但丁的《神曲》。我也画我的狱友，还画一些想象出来的人物。这些风景也是想象出来的。没什么正经的，就是瞎画。我画这些也没想发表，或者想着将来办画展。我们的画都是邪道，偏离了主旋律。

梁：您的这些画，画幅都非常小。

康：有些是扑克牌、废纸、纸板，反正能画的都用上了。我画完之后就贴在书上，最后把三本精装版的《世界通史》都贴满了，我就是这样带出来的。出来以后，1979年还是1980年，四川有个朋友办了一个名叫“色光体”的画展，拿了我的作品去展出，但后来很多作品都没还给我，据说他给卖了。最后我只要回来一百多张。

梁：出来之后您画的还多吗？

康：有，都是大张的，都给人了。后来画的画是变形的、抽象的，也有写生，颜色比较强烈。

梁：您出狱以后做过什么工作呢？

康：我被分配到曙光电机厂当搬运工，干力气活儿。那是生产飞机微电机的工厂，当时这是挺光荣的事。但后来这家国营厂不太景气。1985年退休时，我才四十多岁。后来家里有个门脸，就做点生意。我身体不好，血压高。

梁：画廊是怎么找到您的？

康：是通过“无名画会”的张伟，我当时跟无名画会的那些人都是朋友。张伟是博而励画廊的签约艺术家。Waling想找1980年代以前的画，而张伟也是经过多方辗转才找到我的。

梁：您提到这次展览是画廊探讨中国当代艺术起源项目的一部分，您觉得，您的画和当代艺术有关系吗？

康：不了解，我是外行，没什么关系。他找我来，要我的画做展览。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一般人以为，当代艺术是从八五新潮开始的。张伟和Waling他们觉得，当代艺术的起源比这还要早，于是他们就去挖掘，认为“无名画会”才是开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中国的画就好像是一个人画的。当时学校的正统教育都是苏联的那套，但我们“无名画会”这些人都比较叛逆，不跟着主流的创作思路，而是而是自己偷着去画画，在地下状态创作。当时偶尔能弄到一些关于现代主义的画册，就学印象派、野兽派和表现主义。

我是1963年从五中毕业的（当时也是挺好的一所学校），毕业以后也没上高中和大学，而是去了一个草台班子性质的艺术干部学校学画画。但是那个学校过了一年就解散了，因为当时咱们国家比较困难，实行“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政策。文革时期，因为我有些画画的天赋，就被分到179中教美术去了。1975年春节，我们在张伟家举办了一次小型的画展，我当时拿出了一幅画。